艾俊川：从技术角度研究解析印刷史
编者按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传播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项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技术发明，发展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先民创造了数量浩繁的印刷珍品，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泉宝藏。中华文化也以印刷术为载体，远播日本、朝鲜等东亚地区，形成东亚文化圈，而印刷术的西传，更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近现代化进程。如今，回首印刷术辉煌的历史，其踪迹或藏于古籍文献，或见于雕版、活字，而要研究这段历史需要从技术的角度加以解析，有关东亚诸国印刷史的研究更需注重中国印刷文化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从印刷技术发展视角对相关文献、文物的印刷技艺及所谓的首创性提出质疑。该文逻辑性强，证据充分，有别于一般的说理性文章，是作者的用心用力之作，对读者“换个角度看问题”有一定的帮助。
印刷史是一门技术史，研究的是古代印刷技术的兴废变革，因此它的研究对象和论证依据，按重要性排列，首先应是印刷机具，其次是技术说明，再次是印成品实物，最后是未涉及工艺的文献记载。
先举一个例子。清乾隆时武英殿聚珍版印刷，先用木活字排印文字，然后用木雕版套印行格，独具特色。我们在研究这种技术时，如果有木活字和行格雕版等印刷工具，只要操作一下这些工具，就能比较准确地知道它的技术特点和工艺流程。武英殿聚珍版的印刷工具未能保留到今天，好在当时负责此事的金简写了一部《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详细记载了聚珍版从制版到刷印的全过程。看过这本书，我们也可以了解基本技术情况。
假设《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也失传了，但聚珍版书传本不少，我们通过分析书的版面特征，也可反推其印刷技术，如看到文字排列不齐、墨色浓淡不一，会想到这是活字印本；看到行格与文字叠压，会想到这是套印本等等，虽然不足以了解全部技术，也能得其大概。
这些书的卷端都印着“武英殿聚珍版”字样，构成文献记载，不过单凭这几个字去研究武英殿的技术，恐怕就难以深入了。因为“聚珍版”这个比喻性的名词，并没能提供多少技术信息，而且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有多个翻刻本，卷端也照样刻着这几个字。假如有人仅凭书中的“武英殿聚珍版”记载去研究，拿到的恰好又是翻刻本，他说不定会得出“聚珍版”就是“木雕版”的结论，那真叫南辕北辙了。
除去翻刻造成的内容失真，古汉语喜欢用美称、成语来指代事物，也会导致内容失真。再举两个例子。
一是北宋初年，朝廷组织校勘儒家经典，并由国子监刊刻，颁行天下，是为北宋监本。担任屯田员外郎、直集贤院的李直参加了这项工作。时人杨亿在写给李直的信中赞扬此事说：“正石经之讹舛，镂金版以流传。”（《答集贤李屯田启》，《武夷新集》卷十九）如果仅从“镂金版”字面看，我国在宋初的咸平、景德间（998—1007）就有了印刷大套书的金属雕版，但实际上北宋监本用木版印刷，这是非常明确的。杨亿“镂金版”云云，只是对雕版的美言，颂扬朝廷刻书的高贵和完美。
二是清道光年间，福建人林春祺铸造40万枚铜活字，印刷了顾炎武《音学五书》等几部书。林春祺为此作《铜版叙》，内称“岁乙酉捐资兴工镌刊”，《诗本音》卷末又印有“古闽三山林春祺怡斋捐镌”字样。从字面看，这40万枚铜活字都是镌刻的，但这不符合铜难以雕刻而易于铸造的特性，潘吉星先生已指出这一点，认为必是铸造。通过对这批铜活字印书的观察，可以确定同一个字均出自同一个模子，确实是铸造的字。林春祺所谓“镌刊”，只是借用了雕版时代的一个常用名词，而非对他的铜活字制作技术的真实记录。
举出上面的例子是想说明，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产生过多种印刷技术，但印刷工具、技术说明保留下来的不多，甚至很多技术连印成品都未流传下来，印刷史研究更多依赖文献记载，而记载往往又很疏略，甚至有歧义，会对研究产生误导，在使用的时候务必要加一分小心。研究印刷史，在引用文献时，应尽可能结合实物和其他资料，辨析词义后再加使用，即使这些文献材料来自实物本身。
中国印刷史中有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往往是因为对语焉不详的史料解读不同造成的，如五代“铜版九经”、明代“活字铜版”等。而在更大范围内的印刷史研究中，也有偏重文字资料、忽视实物资料的倾向，如所谓“中韩印刷术起源之争”中常被提起的两部书，就存在过于看重书证、对实物研究不足的问题，这些不足也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可尽信。
一部书是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有韩国学者认为释迦塔建于公元751年，封藏于塔内的经卷刊刻必在此前，因而说它是8世纪上半叶的新罗印刷品，进而认作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中国学者多认为它是武周长安二年至四年（702—704）的刊本，由中国传入新罗，理由是经中出现“武周新字”。其实这两个鉴定依据都不充分。首先经中出现“武周新字”，只说明此经文本整理的上限不早于武周时期，而无法证明其刊刻下限也在武周时期，因为它很可能是后人根据武周时期的文本刊刻乃至翻刻的。武周新字虽已废除，但后世佛教徒若采用武周时的文本作底本，一般也不敢擅改佛经。其次，释迦塔虽建于公元751年，却曾在300多年后的高丽显宗时期重修。随着《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些粘连损毁严重的写本文书，其中一篇撰于辽圣宗太平四年（1024）的《释迦塔重修记》，在2005年被韩国学者释读出来，文中记录了重修后安放于塔室的物件，就有两卷《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因此，现在看到的这部经，很有可能是在1024年才安放进去的，那时已经是雕版印刷非常发达的时代了。（详见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中《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中秘藏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章，三联书店，2016）。显然，对《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还应从书卷实物入手，通过分析其字体、纸张等技术特点，结合更多文献记载，判断其时代、国别以及原刻还是翻刻。在这一工作完成之前，对此经是否“世界最早印刷品”乃至雕版印刷术发明地的争论，均无从谈起。
《释迦塔重修记》，引自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
另一部书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卷后印有“宣光七年丁巳七月 日清州牧外兴德寺铸字印施”一行题记。宣光七年为公元1377年，这部《直指》从版面特征看，确为活字版，再加上“铸字印”的记载，因此被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我国的印刷史、书籍史著作，往往将其称为“铜活字本”。
铸于1403年的癸未字，两个“鹰”字同出一模。图据《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
实际上，从活字形态看，印刷《直指》的活字与朝鲜半岛古代的铜活字大相径庭。自太宗三年年朝鲜内府铸造“癸未字”（1403）开始印书，朝鲜的铜活字印本传世很多，铜字实物保存下来的也不少，其字印都是翻砂铸造制成的，即先刻一个字模，然后大量翻铸，在印成品版面上表现为同一个字的字形完全一致，都是从一个模子出来的。同模铸字是鉴定古代铜活字本的最重要依据，一部书具有这一特征，就可以自证为铜活字本。
但印刷《直指》的活字不是这样，这些字形状各异，无一相同。如果说它们是铸造的，那只能是每个字都刻一个模子，然后一一浇铸：这不符合人们对唐宋以来需要批量复制的小铜件铸造的认知和当时的生产实践。古代中国和朝鲜都有高超的翻砂铸钱技术，铜钱上也要铸造文字，其技术完全适用于铸造铜活字，而且除《直指》外，朝鲜古代铜字均系翻砂铸成。1377年与1403年相去不过26年，技术差别不应如此之大。对于《直指》活字的铸造方法，韩国学者认为是用失蜡法逐字制造蜡模、烧制陶范然后浇铸的，但这样不仅工作量巨大，成本畸高，质量也难保证，所需时间比翻砂长得多，没有一个理由是合理的。
印刷《直指》的活字，同一个字的字形并不相同。
《直指》无法自证为铜活字本，逐字浇铸的“铸字”又不合常理，因此也应结合版面印迹反映出的印刷技术特征，进行认真辨析，确定它使用了何种活字，所谓“铸字”是实指还是虚指，抑或只是翻印本从原刻本沿袭下来的。首先应分辨出活字是铸造的还是雕刻的。如果确为铸造，就要对兴德寺为何采用逐字制模、逐字浇铸这样非常规的技术给出一个合理解释（失蜡法铸造可能性极低，但不排除是以一套完整的木活字为模一次翻铸成金属活字的）；如果是雕刻的，那么就需要辨析活字的材质，是金属还是木头。对此，韩国学者根据高倍显微镜下的墨痕，认为它们是金属活字（韩国学者对《直指》活字的鉴定意见可见曹炯镇《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学海出版社，1986），这又会引出是哪种金属的问题。明初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一样，铸造铜器使用青铜，而青铜是当时最坚硬的物质，难以雕成阳文小字，因此这些活字不大可能是青铜的。锡、铅或还有红铜质地稍软，较易雕刻，也许《直指》活字的材质是这些金属，倘若如此，所谓“铸字”就像林春祺说的“镌刊”一样，只是一个另有所指的代名词，而不构成技术说明了。总之这部《直指》的版面特征与“铸字”记载是矛盾的。其实韩国学者虽然认为这些字是铸造的，但对其材质的判断也比较谨慎，故将《直指》称为金属活字印本，而未确定其材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更不宜径直将此书称为“铜活字本”。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和《佛祖直指心体要节》都是重要的早期印刷品，又牵涉到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发明权之争，理应进行科学、细致的研究，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现有中国学者的研究，都未见到实物，只是根据文字记载来立论；韩国学者的研究，虽见过实物，也未能解答清楚上述问题，目前的研究结果难称定论。因此对这两部书，还应在实物鉴定的基础上，从技术还原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金融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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